將梭羅的「公民不服從」觀念發揚光大的聖雄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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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他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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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印度的殖民政府並無立即的威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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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殖民當局深深的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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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非暴力公民不服從不合作運動乃是無權力者最大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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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造成比暴力更大的革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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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是在1922年3月將他以刑法124條A款的煽動叛亂罪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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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判決他入獄6年；後來他的公民不服從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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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在1930、1933和1942年又多次被捕入獄。
在他第一次被起訴審判時，甘地在1922年3月23日的法庭上，發表了他那篇震鑠古今的〈非暴力是我的第一信條〉演講。他在法庭演講中表示：
─「殖民政府的法律乃是用來替剝削者服務的工具，政府卑賤的舒適，乃是向群眾吸血而來。我認為，政府的法律乃是意識和非意識的為了剝削者而濫權所致。」
─「我謙卑的認為，不和邪惡的政府合作，乃是我們要和善合作的責任。我也要提醒我的同胞，暴力只會使邪惡擴大，它只會使邪惡有了理由而繼續存在。」
─最後他向主審法官和協審推事做出這樣的道德呼籲：「唯一的問題，已到了閣下頭上，如果你們認為起訴我的政府是邪惡的、我是無辜的，那麼就請你們辭職，俾和罪惡劃清界線；如果你們認為你們服務的體制和法律是好的，對人民和國家有益，而我的行為對公共福祉有害，那麼就請判我以最重的刑罰。」
自從19世紀美國作家暨思想家梭羅提出「公民不服從」的概念及行動後，非暴力的和平抵抗已日益成了普世人民運動的模式，舉凡甘地、馬丁路德金恩、南非的屠圖主教、捷克的哈維爾都以公民不服從的力量，推動這時代的改變。而公民不服從運動，在甘地時代就有了極為深入的探討。甘地對於政府及國家暴力有深刻的反省，他知道國家與人民擁有完全不對稱的力量，政府可以透過體制的力量和壟斷的武力，恣意的去傷害人民，但人民身居為絕對的弱者，並不是可以任人支配宰割的，那就是人民擁有一場道德不對稱戰爭上的最大力量，當人民能夠基於義憤而團結，弱者的道德力就會極大化、發揮摧枯拉朽的作用。當年哈維爾提倡「無權力者的權力」，日治時期，台灣人民發起「無力者大會」，這都是甘地主義的延續。人民看起來毫無權力，但實質上卻擁有至大的道德力，政府與人民之間乃是一場絕對不對稱的戰鬥，政府未必是贏家。
也正因此，一個真正知道警惕的謙虛政府，對自己的權力一定要自我節制約束，對人心的變化一定要真誠的去聆聽。1920年代義大利的政治家及政治思想家葛蘭西就指出，一個政黨和政府一定要有一種偉大的前瞻力，要從社會變遷的高度，掌握到民意及道德的趨勢，提出與時俱進的改革。政府之當為乃是透過改革來凝聚人心，政府絕對不容許以它擁有的權力任意的去行事。當政府失去了警惕與期許，它很容易就掉進了與民為敵的自我失敗的惡性循環圈。
近代已出現了一個新字「革命式的革新」（Reforlution），這個字有很多解釋，最主要的意思乃是指一個政府最好要有一種革自己命的態度，然後用這種態度來推動改革。當自己革自己命，而不是等被人革命，它才有可能化被動為主動去領導一個國家與社會。如果沒有這種自覺，仍是仗著自己的公權力而去恣意亂為，今天辦這個，明天又要辦那個，辦到最後，只是辦掉了自己。
今天的台灣已成了一個烽火遍地的社會。政府無能而已不肯去傾聽人民的聲音，當它無心無感，體察不出民心的所向，無法找到國家的方向，它的每件事都只會招惹出民怨，各類不滿運動遂像滾雪球般愈滾愈大，今天1萬人，明天10萬人，總有一天變成百萬、兩百萬。政府還不快醒嗎？（作者為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