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學擁有全台唯一一套民國初年的《大理院民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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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校方首度舉辦展覽。研究大理院近20年的權威、輔大法律系教授黃源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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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大理院所做出的民刑事判例與解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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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南京國民政府完成六法全書定下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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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也影響之後的最高法院及司法實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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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重視判例。
《大理院民刑事判決》的原本，目前收藏於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東吳大學的珍藏，是依據原本的木刻由印版，全台僅有這一套，十分具有價值，為民國50年該校前任董事伍守恭的遺贈。
最高法院前身 受到重視
這套《大理院民刑事判決書》，收藏近百年歷史的民刑事判決約4千多件，內文為毛筆抄寫，包括判決書、送達證書及有關函件等。
東吳大學表示，民初「大理院」的主要權責為最高審判權及統一解釋法令權兩項，一直到民國16年國民政府定都於南京，大理院才改名為最高法院。
黃源盛說，《大理院民刑事判決書》有諸多特點，值得受到重視。其一，民初時局紛擾，有賴大理院推事（亦即法官）運用智慧做出判例、解釋令，以填補法律的不完備。像是契約自由、婚姻自由等原則，在當時的判例中都已被彰顯。
黃源盛印象很深刻，其中一份判決，以毛筆洋洋灑灑，工整地寫了68頁、足足1萬5千字，闡述民法的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禁止原則。
民初判例制度 影響深遠
黃源盛指出，當時在大理院任職的推事，許多人均曾留學海外，習得新觀念，加上自身的舊學涵養，專業水準之高，與後來的最高法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說，當時大理院選出一些判例與作成的制度，為後來南京國民政府制定六法全書定下堅實基礎，也影響之後的最高法院及我國司法實務界見解。
東吳大學校長潘維大，本身就是東吳法律系校友，他回憶說，求學時期曾翻閱過《大理院民刑事判決書》。看著泛黃紙張，用毛筆字端正撰寫的判決，讓他不禁直呼「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