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文革專題之10「文革遠遠還沒有成為普世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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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歲以下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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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非中文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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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一頭霧水。」流亡海外的中國大陸作家蘇曉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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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很悲哀」。近代重大的人類集體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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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人熟知的要算猶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有計劃的滅族，人數約在600萬。而文革死難者人數，官方雖然沒有統計，研究者卻指出200萬到1000萬等不同數據。蘇曉康告訴中央社記者，倖存的猶太人主要靠文字，將他們的故事變成普世經驗；文革卻因為當局不允許公開討論，以及西方新馬克思主義者讚美「文化革命」，至今文革的真相與教訓仍不能廣被認識。對一些西方左派學者來說，文革這種社會改造的實驗是新鮮的東西，福柯（Michel Foucault）、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巴迪烏（Alain Badiou）等，都曾對文化大革命有過肯定之語。曾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教授郭建撰寫「人還活著，他已經死了：一個中國人眼中的福柯」一文，根據這篇文章，福柯認為文革時的中國國家機器「教育群眾，給群眾政治訓練，開闊群眾的政治視野，豐富群眾的政治經驗，以至於群眾自己就可以決定『我們不能殺這個人』或者『我們必須殺死他』」。郭建批評，福柯對中國認識不多，自己沒有經歷過令人膽戰心驚的「群眾專政」，一邊享受法國政府對人權和言論的基本保障，一邊進行對人道主義的批判。某些人對文革持有浪漫化想像，但文革的「惡」卻是無法迴避的問題。蘇曉康曾是1980年代大陸報導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1988年1989年間，因拍攝電視節目「河殤」續集，有機會了解中國知名黃梅調演員嚴鳳英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他說和劇組悲痛得吃不下飯。1968年，嚴鳳英被安徽省藝術學校的造反派紅衛兵逼供，加上友人的言論，她憤而吞下大量安眠藥自殺。軍代表劉萬泉來了以後，先是要大家表態，誰也不能流眼淚，然後說嚴鳳英是國民黨特務，肚子裡有發報機，要開腸剖肚。刀子劈到恥骨時，膀胱的尿噴了出來，劉萬泉悻悻地說：「嚴鳳英，我沒看過你的戲，也沒看過你的電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嚴鳳英之死，沒有人承擔責任。根據嚴鳳英的先生王冠亞記述，劉萬泉被問到為什麼要這樣整嚴鳳英時，說：「文化大革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劉萬泉還被評為「活學活用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但是，文革發動者並沒有叫劉萬全去開腸剖肚，就像沒有下令要階級鬥爭中人吃人一樣。蘇曉康認為，文革中大大小小的悲劇，背後都有毛澤東的「背書」，但個別作為也可能夾雜個人的惡性，譬如劉萬泉的行動。他認為，文革研究中最難的，就是探討「人倫防線是如何突破」的。這個防線的突破，不是因為飢餓的生理反應，不是因為改朝換代中只能任人宰割的情境，而是「為了不被人害而去害人」引發的大規模恐怖，讓人看見「壞的制度下，人性的惡可以惡到什麼程度」。對於人倫防線如何崩潰的問題，芝加哥大學中文部主任王友琴的研究提供了一種答案。王友琴曾經撰寫長文分析文革鬥爭會的特色，說明在熟識人群前進行的鬥爭會，如何使被鬥爭對象失去權力、地位、自尊和信心，這種撲天蓋地的無情鎮壓，讓人民徹底恐懼且無力反抗。她形容，「鬥爭會是文革的主要景觀之一，也是文革最邪惡的一道風景線」。在官方不道歉的情況下，許多曾在文革中迫害他人的人也不認為自己有錯，或者迴避不談。尤其文革中「加害者」與「受害者」角色往往不是個體所能控制的，甚至會彼此互換角色。蘇曉康思索，文革很複雜，但簡單來講是恐懼，人人都恐懼「明天你會不會變成我的敵人」，這是大環境的制度使然，而制度面是中共不允許談的。雖然1981年的中共官方文件「否定文革」，但中共至今仍不准公開討論文革及文革之前發生的大饑荒。有一種說法是，在毛澤東剛死的時候，不能轉彎得太急，否則會造成出軌。王友琴認為，當時處置「四人幫」的過程沒有發生流血或騷亂，是好的一面，不過是非善惡從來沒說清楚，留下大隱患；而文革已經結束40年了，不准論說文革更像是愚民政策，「沒有理由也不該再繼續」。蘇曉康也認為，文革的結束被簡單歸罪在「四人幫」身上，讓這場大規模災難用權力復仇的方式「解決」，導致文革至今仍真相不明。今年3月30日，中共黨媒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文革錯誤發動50週年 反思不應偏激」，強調維護中共1981年發表的決議，徹底否定文革。但對於當今主張全面反思文革的人士，又表示會「吸引了另一撥民粹主義者，匯集了當下更多不滿情緒」。而即使是這樣維護官方立場的文章，不久後仍消失在環時官網上。近代史上，德國堪稱反省歷史錯誤的典範。德國能，中共能不能？蘇曉康說，二戰結束時希特勒死了，德國又戰敗，德國人民比較容易跟希特勒劃清界線；毛澤東的畫像則還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殺害的又多是同黨和老百姓，當時中國人「同謀加受害者」的雙重身分更加曖昧。「假如二戰之後希特勒在德國還仍然享有這樣的待遇，德國民族還能反省第三帝國對猶太人的罪行嗎？他們還有能力認識『為什麼大多數人違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則，而跟著偉大領袖走』嗎？」他認為，官方在最權威的公共空間保護著這個「象徵」，就保護了每一個文革參與者心裡的「小毛澤東」—「同謀與受害者」這個雙重身分就不會瓦解；而且，文革之後的一幕幕歷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須保住毛澤東這塊神主牌的思路，因為他就是這個政權的來源。「其實問題沒有那麼深奧：德國民族跟著希特勒毀滅過一次，中國則沒有。」蘇曉康主張，面對文革，首先應調查和公布真相，瞭解究竟死了多少人、有多少人受害，再談追責和寬恕。官方不想碰觸歷史傷口，認為這樣會「傷感情」、「培養仇恨」，他認為這是不對的。至於追責，「當然主要是領袖的責任」。文革的影響並不限於中國大陸。文革目的之一是向世界輸出革命，當時中共對東南亞、南亞、非洲的共產黨積極灌輸「毛主義」並給予支持，後來經歷恐怖統治的柬埔寨便是其中之一。毛澤東1965到1966年間曾經指派張春橋幫助柬共首腦波布（Pol Pot）起草「社會主義憲法」。1975年柬共掌權後，4年內進行激烈的社會改造，廢除貨幣、自由市場、正規學校教育、私有財產、宗教活動和柬埔寨傳統文化。此外，赤柬逮捕殺害前政府留下的人員，消滅有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還有共產黨自己的幹部，總計造成約180萬人死亡。1976年初，已是中共高層「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訪問柬埔寨，還稱讚波布做到了中國沒做到的透過純化和清洗社會進行的革命大躍進。2013年，柬埔寨導演製作的紀錄片「遺失的映像（The Missing Picture）」審視這段歷史，希望留給後代真相，張春橋訪柬的畫面也在其中，影片並入圍隔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王友琴認為，柬埔寨已在反思受毛主義影響的歷史，中國為什麼不能面對文革？「何況自『春秋』開始，中國一直有寫編年史的傳統」，所以，她堅持繼續寫下去。有西方左派學者浪漫化年輕人的革命思想，認為「至少年輕人很高興」。王友琴說，這是很不負責任的說法。曾有一名受訪者告訴王友琴，文革剛開始時，得知學校停課很高興，因為他還欠三篇作文沒交。隨著文革風潮擴大及深入，這位受訪者失學下鄉，人生只受過六、七年的正式教育，「他早就不高興了，只是當年不能講。那現在還是不能講嗎？」她說，人對歷史沒有深刻地認識是很可怕的，「如果連對文革這樣的事情都不能反省或道歉，我們怎麼規劃將來？」這是王友琴持續文革記錄的動力，也是許多文革研究者的心聲。1050516(中央社)，